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多年前，中国很多农村就开始流传这样的顺口溜：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舆论往往更关注“垃圾围城”，“垃圾围村”现象同样亟待解决。近年来，有关部门接连出台举措，力图解决农村生活垃圾问题;8月末，住建部、环保部、财政部等十部委联合编制的《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也已上报国办，针对农村生活、生产垃圾治理提出一系列目标和办法——到2020年，全国90%以上村镇的生活垃圾将得到有效处理，并配有完备的设施设备、形成成熟的处理技术、稳定的保洁队伍、完善的监管制度、长效的资金保障。

要想告别满村的白色垃圾、发臭的河水，可不是件容易事。需要钱、需要人、需要机制。政府下决心投入、大包大揽搞卫生并不就能解决问题。运动式方法容易见效，但更关键的是长效机制的建立，发动起村民的积极性、运用市场化的手段。

眉山市丹棱县龙鹄村，龙鹄河在村口处由宽变窄，穿村而过。好些天不下雨了，河里有不少浮萍，但水还算清亮，刚刚学会钓鱼的黄大爷有了个解闷儿的地儿;但要再早几年，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黄大爷：小时候水质好，五几年直接挑来吃，在河里洗澡，后来发展到用井水，再后来发展到吃自来水。后来河水脏了，主要是猪粪水。空气不好，水不好，人就要得毛病。现在又好些了。

78岁的黄大爷在这生、在这老，河水的变化一直看在眼里。二十多年前，塑料袋、大棚薄膜开始进入农村，成规模的养猪大户不像过去，把猪粪便在自家堆肥，而是往河里扔，甚至死猪也往河里扔;整个河水都被垃圾铺满、恶臭难闻……

2009年开始，四川在全省范围力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设立专项资金，成立省委省政府牵头的综合治理领导小组，38个部门各司其职;因干部不作为、不履职，先后处分副县级以下干部300多名。更重要的是，各地开始尝试不同的治理机制，寻找长效解决问题的路径。

每天凌晨1、2点，49岁的张志明就和同伴出发了，村里有58个砖头水泥建起的垃圾池，他们得一个个收集、分类，一辆三轮货车，能装满整整7车，一直忙到天亮才收工。

所有的垃圾，都会运到村里一个统一的转运站，等着县上的垃圾车来运走。

张志明：每天早上4点40到5点，车就来收垃圾，收上就走。你看，这个就是可回收的，装满了一桶，就拿去卖了，卖一二十块钱。

按俗话，张志明应该叫环卫工，但准确的说，他应该叫保洁承包人。

汶川地震后，龙鹄开始启动农村垃圾整治，垃圾池建起来了，保洁员也越雇越多，村民却觉得事不关己，效果并不明显。2011年，县干部到龙鹄村调研，有村民提出，不是有“联产承包责任制”嘛，垃圾也可以搞承包——全体村民每人每月出一块钱，财政再补一笔钱，搞招标。

那年，张志明以一年36400元中了标，自备工具、自雇保洁员，一干就是4年。

但实际上，张志明家里有果树，收入不少，承包这事儿，一年挣万把块真是辛苦钱了。

记者：你觉得做完这个以后在村里的地位有没有变化?

张志明：还是有不小变化。农民对你有好感，比如打招呼的时候说，张师傅你的垃圾越整越好了，对嘞!就是说整对了!

只有张志明显然不够，村里也定了村规民约，大家学了怎么给垃圾做源头分类……让村民自己管理村庄，政府、承包人、村民互为监督，大大减轻了财政压力。

如今，龙鹄模式在丹棱县已经推广。但值得注意的是，龙鹄村人种丑橘、油桃，不少村民收入比城里人还高，只有10%的青壮年在外打工;当地和上游几乎没有工业企业，摆脱了垃圾的河水才得以迅速重获新生;很多村庄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所以，四川不少地方也在尝试跨村承包、面向专业组织招标等方式。 “因地制宜”，应该成为农村垃圾治理地关键词。

记者在四川、江苏多地采访发现，真正调动起农民自身的积极性，是农村垃圾、尤其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的基础。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办公室原副主任郑友才表示，很多地方都象征性的让农民交点钱，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郑友才：农民不在于出多少钱，而在于参与。他要去监督，我出了钱，会去看哪个地方没弄好，在这个过程中那个地方没弄好。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的意识也提高了。

郑友才说，农村垃圾治理这件事儿，无论是组织方式、还是具体的垃圾收集、转运、处理等等，因地制宜最重要;这也是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制定的有关农村垃圾治理相关文件的核心精神。

郑友才：最大的亮点就是要从我国的实际，根据不同地方的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件出发。

四川省住建厅副巡视员文技军建议，国家应尽快出台农村垃圾治理的相应标准和法律法规，规范投入机制、管理职能，明确政府各级部门的责任与义务。